暨南大学开设《闻道》:听资中筠说美国要过的坎

发布日期:2019-08-11 12:12   来源:未知   阅读:

  《闻道》(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出版)是暨南大学开设“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以来,延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莅校所作演讲的精选集。

  此辑演讲者包括迟福林、宋鸿兵、资中筠、欧阳自远、张大春等,希望通过专家的讲解,启发中国当代青年理性观察、独立思考之热情与能力,成为扛起中国未来之责任的脊梁。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中美关系。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是,今后的中美关系里,起决定因素的是各自国内怎么过这个坎,而不取决于具体在一个事件上,在外交上怎样去运作。当然,突发事件的运作也很重要,要是处理不好,偶然的事情也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事;但是从长远的、宏观角度来看,我觉得现在真正决定性的因素都是在自己的国内。

  我要讲的这些内容,和之前我访问美国时,对美国人讲的一番话基本差不多。我对美国人讲话一般是批评美国比较多,向他们提出我认为他们有哪些问题。一般的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心态不一样,不会闻过则怒,还是挺欢迎你指出他有哪些问题的。讲过以后,他们一些知识界精英都是很同意我的看法的。

  为什么说我们正在过这个坎?现在你放眼全球来看,全世界都在过坎,都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其实整个人类都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点。全世界各个区域,欧元危机,中东、非洲都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面临转折点。

  为什么现在到了一个过坎的时候呢?是因为旧的体制,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国际格局的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的发展力量和新的社会诉求。不管是一个国家也好,国际格局也好,都面临需要改革的问题。改革的力度有多大,怎样改法,各自的情况就不一样了。

  先讲讲美国正面临着什么样的转折。美国从立国以来,一直都在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不断地调整,看起来是来回摇摆,但实际上是不断地改革。美国制度里有自我纠错的机制,这个机制使得它可以避免大起大落的社会大动荡。当它有问题之后,能够通过自我改革,跨过这个坎。我们经常看到,美国这种代议制政府两年一次的国会选举和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在这个过程里互相揭短、互相攻击,说你的政策有哪些哪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纠错机制。到了一定的转折点时,代议制政府这个框架不够了,就有群众直接参与,造成声势,施加压力,最后达到根本性的改革。美国的民主制度一两百年来正是这样运作的。我认为,在过去的一百年以来,美国经过了几个比较重大的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家可能知道那个年代美国有反越战运动,但更重要的内容是要求改革的运动。六十年代运动的结果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民权运动,指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美国在这方面大大地往前推动了一步。要是没有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推动,就不会有今天的奥巴马当总统。另外一方面是上下的平等,也就是进一步通过很多立法缓解贫富悬殊,为今天美国式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还有一个是对外收缩战线,从越南撤兵,间接推动了以后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缓和了冷战局势。

  我认为它现在正面临着第三个转折点。它的旧有做法、思维方式、体制、对内对外的做法和行为模式都需要改一改了。美国现在面临的坎,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美国自称世界领袖,它担任这个角色的负担越来越重,难以维系。事实上美国现在确实是全球领袖,“二战”以后,它的地位空前提高,国力远远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它自己原来天生就有种替天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天命观,只是过去国力没到这个程度,现在到了这个程度。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等于是它拯救了世界,美国参战后,对打败法西斯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战”后,别的国家都打得精疲力尽,它为很多国家的战后恢复也作出了很多的援助和贡献,当然这对它自己的经济发展也有作用。在美苏对立以后,它以自由世界的领袖自居,冷战之后就变成了全世界的领袖。世界上随便哪个角落发生随便什么事情,它都认为有责任有义务去干涉。结果就使得它的战线越拉越长,负担越来越重。但它现在已经到了负担不起的地步了,实际上已有点捉襟见肘。现在和“二战”后的前期相比,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负担确实难以维系了。

  第二,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华尔街的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很密切,现在却脱离了,所以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三,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从国家这个整体上看,大多数国家都是得利者,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可是得利有大有小,而美国基本上都是得利者,但是它所得到的利都进入了资本家的口袋,广大的工薪阶层没有得到,甚至反而被削弱了,贫富差距大大地拉大。美国的贫富距离在七十年代中期是最小的,那时平等程度最高,从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拉大,到现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威胁到中产阶层,使得中产阶层靠下的人们即将沦为贫困阶层,这是很大的社会危机。

  很可能国内的同胞都会骂我,说我认为美国是世界领袖。我认为世界领袖可以是个中立的词,不一定是坏事,而且可能是客观的。但这种领袖不是指命令全世界,让别人都跟着它走,而是指它领导了世界新模式,比如巴黎曾经领导世界的时装,那是一个客观存在,大家自然而然地承认。美国是否曾经起过这样一种作用呢?我觉得起过,这种领导我称为“良性领导”,就是站在人类进步潮流的前面,这是客观存在,不是强加的。二十世纪很多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引起产业革命的科学发明,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完成的,比如说轮船、铁路、电气、飞机、汽车,而且它还在不断地改善各种各样的小发明。欧洲也有发明,但是数量比美国少得多。想想我们今天生活中用的各种器具,比如冰箱、电脑、互联网,都是美国发明的,都带有划时代性质。这是客观上的引领世界,不承认也不行,因为你是做不到拒绝用电脑、看电视的。另外一种就是政治领导,引领了民主政治的模式。所以从客观上讲它可以说是世界领袖。从主观上,它也确实曾经对很多国家有过帮助,比如战后重建,马歇尔计划对欧洲的帮助很大;包括扶植日本,日本的《和平宪法》也是在美国的帮助下通过的。虽然后来发生了冷战,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付苏联,停止了把日本推向民主化的过程,扶植去了;但换个角度说,当时美国扶植谁,谁就兴旺,这也是事实。一个霸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逆我者亡当然是不好的,但顺我者昌,你要是做我的朋友,我能使你昌盛,美国确实曾经做到这点,战后前期它的盟国都发达了。苏联就做不到这点,在争霸过程中,跟着苏联走的国家全都穷。

  但我现在有另一个说法,我也经常跟美国人讲的,就是它越来越变成“恶性领导”,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私利,以牺牲别的国家利益为代价,而且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来推行它的意识和实现它的利益。使用军事手段常常会发生恶性后果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军事手段都不能用,比如说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家都特别希望美国出兵,美国却一直按捺不出,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用武力来强迫别人接受它的某种模式,往往起到的是恶性领导的作用,结果可以说是树敌越来越多。当然这不是绝对的,但我认为这是趋势。还有就是国内,原来是和平发展的经济,可是现在产生了军工集团,这是艾森豪威尔在下台之前提出来的警告,他已经感觉到那个时候的美国政治有个利益集团在,就是军事工业。这个利益集团不太顾及美国的整体利益,更加不会顾及世界和平的利益,它需要战争,需要出口军火,这个军工集团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壮大,所以美国必须要找个地方用它的武器,必须要卖武器给其他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军火商,而其作用却是促进了恶性领导,在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失去进步意义。

  第二个坎就是虚拟经济的问题。金融危机在美国立国的两百年里,大大小小不下七八次。经济危机并不可怕,也不致命,甚至有时候还有好处,就是有人讲的“创造性的破坏”。一般规律是这样的:有了新的产业,大家都去投资,股票就被抬上来,上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泡沫,产生危机;下一轮复苏的时候,就是因为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产业。所以,金融和实体经济相联系,产生一轮一轮、螺旋上升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生产的发展。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华尔街的老板玩自己的游戏“炒”,忽悠老百姓,生产各种所谓的创新衍生品。要如何复苏,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等到下一轮新的产业出来,美国才能真正地复苏,否则只是在股市金融里玩来玩去,并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那么下一轮的实体经济是什么?我猜是新能源这方面,因为美国已经有了技术准备,现在就要看能不能转化为新的产业,而且必须能增加就业率。这是美国正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坎。

  第三个坎就是全球化问题,这和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关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是自由流动的,自然会流向成本低的地方,而美国有强大的资本力量,所以就找劳动力便宜的地方投资,其中很大的市场是在中国,而且环境成本也低。因为成本低,美国赚了一大笔钱。以前不得不在本国投资时,美国人一罢工,就产生威胁,现在去外国投资了,美国劳动人民就丧失了谈判权。谈判权是美国劳动人民经过一百年的斗争所取得的和老板谈判的权利。实际上,最近这几年美国在全球化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分配极不平均,肥了那些大老板,一般的劳动者并没有得到改善,两极分化严重。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劳动人民最恨中国人,而资本家最爱中国人。

  但是全球化趋势不能停止,所以现在美国必须解决劳资问题,之前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失业的底层人民在发泄这种对华尔街老板的不满。这个正是我所说的,代议制的民主框架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群众直接参与来施加压力。这本来就是美国的一项民主制度,并不是媒体宣传的“美国人民要革命”。在美国人看来,这是正常现象。这轮运动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精英没有参加,也没有获得上层的同情。美国将来会怎样过这个坎,还得看。